近代以来，天下观念崩解，世界观念兴起，已经是学界人所共知的常识。作为关键概念的“世界”，其具体的古今演化过程、丰富的内涵、巨大的影响，已经引起学者的关注。总体而言，源于汉末佛典翻译、兼具时空维度的“世界”，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由虚入实，被用来指称全球，同时又实中生虚，常常以欧美作为“世界”的代表，体现自由伸缩的主观性，寄托国人学习西方、融入西方的价值取向，成为近代中国的一个具有全局性的重要观念，影响和制约了近代国人的对外认识。关于“世界”这一演变的过程和意义，可参见罗志田：《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侧重梁启超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走向世界的近代中国——近代国人世界观的思想谱系》，《文化纵横》2010年第3期。桑兵：《华洋变形的不同世界》，《学术研究》2011年第3期。余露：《虚实互用：洋务运动时期的“天下”、“地球”与“世界”》，《中山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世界”一词古代运用的演化轨迹及与近代转变之关系》，《人文杂志》2018年第8期。/span>具体的时间节点上，金观涛、刘青峰注意到，“世界”的使用频率从1895年左右开始快速上升，1899年首次超过“万国”，大约同时“世纪”一词开始用作百年单位。他们还指出，“世界”所指涉的社会组织蓝图常常注重进化和进化机制。“世界”将随时间而进化的观念注入到去中心化的万国观中，使得一个表达世界在本质上是时间性的新词——“世纪”被广泛使用。(1)金观涛、刘青峰：《从“天下”、“万国”到“世界”——兼谈中国民族主义的起源》，收入《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这一观察不但提示了“世界”的时间性及其意义，且敏锐注意到“世界”与“世纪”的关联。对于“世纪”这一观念，闾小波集中探讨了梁启超对“世纪”观念的运用，揭示了这种运用中所寄托的梁氏对世纪之交的中国更好走向世界的未来预期。严昌洪大致勾勒了中国“世纪”概念的日本渊源，高度概括了19、20世纪之交中国人对于新世纪的关注以及对今后世界和中国历史走向的分析。最近，王鸿的成果更为集中探讨了晚清士人“二十世纪”意识，将“二十世纪”看作晚清思想界炙手可热的概念，揭示了其输入晚清思想界的知识历程及与“十九世纪史”之间的关系，探索了这种前所未有的“世纪”交替的时间感造成的时人在中国现实和欧洲历史之间的徘徊。(2)闾小波：《梁启超的世纪情怀》，《二十一世纪》1999年第2期；严昌洪：《世纪的觉醒——上世纪之交中国人对20世纪的认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王鸿：《时间与历史：晚清士人的“二十世纪”意识》，《人文杂志》2019年第8期。如果进一步追问的话，“世界”与“世纪”勾连的详情与表现如何，意义何在；“世界”超越固有的天下、万国等词语恰恰在19、20世纪之交，是巧合还是另有缘由，均需进一步细致梳理。

一、 时空交融：“世纪”与“世界”

按照西历公元纪年，1900年是一个跨世纪的年份。对于习惯了帝王和干支纪年的中国人来说，则是于此前后在观念上第一次遇到了“世纪”。“世纪”一词在中文里原指帝王纪年或朝代变迁。直到1897年，《利济学堂报》所刊《利济教经》的“世纪章第十六”还是此种用法。(3)《利济教经》，《利济学堂报》1897年第1期。而同年，梁启超已经开始了新的用法，其言曰：“西人以耶稣纪年，自一千八百年至九百年谓之十九世纪，凡欧洲一切新政皆于此百年内渤兴，故百年内之史最可观”，(4)梁启超：《论学校·译书》，《时务报》第27册，1897年5月22日。既对“世纪”明确界定，也对最近百年充分肯定。1898年的《〈清议报〉叙例》中，梁启超称英法奥德意日等国为“十九世纪之雄国”，认为有谭嗣同等志士为变法流血救国于危亡，则“安知二十世纪之支那，必不如十九世纪之英、俄、德、法、日本、奥、意乎哉？”，再次在百年时间单位的意义上使用“世纪”。该文开篇即称“挽近百余年间，世界社会，日进文明，有不可抑遏之势”，(5)梁启超：《〈清议报〉叙例》，《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68页。闾小波(《梁启超的世纪情怀》，《二十一世纪》1999年第2期)和谌晓白(《时间的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5页)均认为这是梁氏第一次使用“世纪”二字，未当。王鸿已经指出这一偏差，他所指出的梁氏初用“世纪”的时间也正是前文所引的1897年5月22日，他还找到1889年5月31日《申报》“东报述西事”栏目中一篇文章的“世纪”谨慎地作为早期晚清报刊从日文翻译出“世纪”的用例。不过，闾文确认“世纪”二字因梁氏之文而大行于中国，则是事实。虽无“世纪”之名，而以百年为时间单位的意识以及对最近百年的赞颂则相当明显，并奠定了全文的基调。可以说，近代意义的“世纪”，一开始就体现出明显的线性时间观和后胜于前的思维定势，以及落后之中国在此时间序列中奋起直追的希冀与期待。“世纪”观念在试图“走向世界”的近代中国，深刻影响着国人的时空观和历史观。

时间指向是“世界”与“世纪”联系的内在因素。佛典中的“世界”原本就兼具时空维度，所谓“世为迁流，界为方位”，(6)赖永海、杨维中译注：《楞严经》，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58页。“世谓同居天地之间，界谓各有彼此之别”，(7)陈廷敬等编撰，王宏源新勘：《康熙字典》(修订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4页。这种时空双重属性在近代得到延续。1893年7月24日，《申报》刊登名为“不成世界”的短文，指控上海英租界花烟馆林立，浮靡堕落，很快引起反应。26号，对“不成世界一语大有枨触”的某人以“世界说”为题来稿专门论述“世界”，认为“夫上下相承谓之世，壤地相别谓之界，世以时言，界以地言，时因地为转移，地因时为变迁，故世界二字合而不分。言世界者，莫盛于释家，言乎小，则以一粒粟中可藏世界，言乎大，则三千世界大千世界至于极乐世界，则又人人所欣慕而不可得至者也。”(8)《不成世界》，《申报》1893年7月24日，第3页；《世界说》，《申报》1893年7月24日，第1页。“世界”这种可大可小的自由伸缩特征，既具备进一步落实和明确的可能，也蕴藏着人为发挥和主观定义的余地，时间、空间两个维度皆然，这正是“世界”近代含义发展的特色。

传统意义上“世界”的时空指向都是虚幻而笼统的，主要言说对象不是佛教独特的世界观，就是世俗意义上的世道、世间、境界、领域等，无所不包而又含糊不清。到近代，虚化含义继续保留和发展的同时，“世界”的空间指向落实到全球， 有了更明确的人类社会内涵，形成与古代含义的根本性不同。作为区别于过去天下体系的集中体现，“世界”含义的近代演变是长期而缓慢的，它萌发于同治末年，蓬勃于甲午战争前后，成熟和定型则在1900年前后。对内而言，1900年前后的各种“世界”表述已经基本囊括今日“世界”含义的各个面向；对外而言，在天下、万国、泰西、西洋等同类词语中，“世界”已经占据绝对优势，成为主流。而之所以定型于这一时间点，根本上取决于洋务运动以来中外形势的急剧变迁和国人对国家发展方向的预设。甲午战败强弱观念的刺激、戊戌变法夭折的失落、庚子西狩的震荡，塑造了国人心中日新月异又压力重重、急欲有所作为又举步维艰的“世界”图景，而隐隐使这一切变得鲜活和急迫的，则是“世纪”这一新的时间观念和视角。

1899年，梁启超提出“世界开明之度日进”，“以中国四百兆人之资本劳力插于全世界经济竞争之场，迭相补助”，乃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一大进化之根原，而天运人事所必不可避者也”，并且“此进化之关键，惟我中国人种得而掌握之”。他还颇有信心地认为“规以地势，参以气运，则中国人于来世纪必为世界上最有势力之人种”。(9)梁启超：《论中国人种之将来》(1899年)，《梁启超全集》，第261～262页。不过，这更多是满怀期待的激励之语。同年，他又不无忧心地说道：

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间，全世界之文明将进一级，而必有战祸以先之焉。此必不能逃之数也。其战祸之必因中国而起，又众所共见也。然发之在今日，则中国获保全，战而有益于世界者也；发之在他年，则中国必糜烂，战而无益于世界者也。(10)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补)》，梁启超著，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02～1203页。

可以看到，早期“世纪”主要还是在讲西方事物时(虽然同时会涉及中国)出现，专讲中国事情时则不尽然。1901年，梁启超对纪年方法之采择有明确说明：

犹太人以创世纪所言世界开辟为纪元。自耶稣立教以后，教会以耶稣流血之年为纪元。至第六世纪，罗马一教士乃改用耶稣降生为纪元，至今世界各国用之者过半。

他认为中国的帝王纪年“最野蛮”，不当沿用，但耶稣纪元就全球面积虽占优势，通行民族与人数均嫌不足，并且“耶稣虽为教主，吾人所当崇敬，而谓其教旨遂能涵盖全世界，恐不能得天下后世人之画诺”，何况“泰东史与耶稣教关系甚浅”，终究不便采用，所以还是主张用孔子纪年。(11)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梁启超全集》，第451～452页。梁氏此时对西方宗教文化色彩浓厚的耶稣纪年还有所保留，不过此论出于《中国史叙论》，主要还是面向过往。最终，教旨未能涵盖全世界的耶稣还是以其纪年通行于世界，选择的标准并非是自然时间(如季节变换)或物候特征，而是其使用者的广泛性甚至其国力的强弱。(12)参见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四章第二部分“世界时间的采纳”，黄文主要论述阳历、纪年和钟点三个方面。这与“世界”近代含义转变和流行的现实基础可谓异曲同工：正是在人强我弱的实力较量之下，以文化为主导的天下观念才渐渐让位于强力为主导的“世界”话语。

1899年12月19日，梁启超应美洲华侨之约自东京出发游历美洲，旅途之中作诗十余首。此时正处世纪之交，梁氏对时空十分敏感，在诗作中颇多着墨。《壮别》一首有“世纪开新幕，风潮集远洋”一句，并分别做注曰“此诗成于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去二十世纪仅三日矣”，“泰西人呼太平洋为远洋，作者今日所居之舟来日所在之洋，即二十世纪第一大战场也”，(13)梁启超：《壮行》，《梁启超全集》，第5418页。不只展现单纯的时空交融，还蕴含激烈的国家竞争。巧的是，梁启超刚好于1899年12月31日，也就是19世纪的最后一天夜晚到达檀香山。此时，他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写道：

少年悬弧四方志，未敢久恋蓬莱乡。誓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乃于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腊月晦日之夜半，扁舟横渡太平洋。……蓦然忽想今夕何夕地何地，乃是新旧二世纪之界线，东西两半球之中央。不我先不我后，置身世界第一关键之津梁。(14)梁启超：《二十世纪太平洋歌》，《梁启超全集》，第5426页。全集编者将该文系于1901年，有误。梁氏抵达檀香山的日期，《梁启超年谱长编》有明确记载，为阴历十一月二十九日，即阳历12月31日。前引闾小波文已经注意到梁氏抵达的日期，但同时又将《二十世纪太平洋歌》的写作时间推断为1900年1月30日，原因是将文中的“腊月晦日”认定为阴历，由此换算而来。综合考量，“腊月晦日”与“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连用，并非中西历法混同(虽然这种情况并不少见)，而是用中国的俗名描述西方的历法，梁氏到达檀香山的时间，也正是他写作《二十世纪太平洋歌》的时间，即1899年12月31日，《梁谱》亦将该文系于1899年，而非1900年，更非1901年。

此处梁氏采用的正是耶稣纪年，“腊月晦日”的用法是在用中俗称西历，表明此时梁氏已经完全采用了西方的时间计量。“新旧二世纪之界线”和“东西两半球之中央”分别从时和地两方面定位，共同构成了“世界第一关键之津梁”。

1901年，他还作有《十九世纪之欧洲与二十世纪之中国》，以欧洲十九世纪改革与革命的历史，激励国人效法。(15)梁启超：《十九世纪之欧洲与二十世纪之中国》，《梁启超全集》，第1177页。“世界”在与“世纪”的关联中时间性之突显，以及由此激发之紧迫感与参与意识，并非梁氏一人所独有。《国民报》第一期刊出的《二十世纪之中国》展望二十世纪中国的前景，充满一种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紧迫感，所谓“弱肉强食，优胜劣败，天演之公例也，今日固势力竞争之世界，不日进化，则日退化，无天可怨，无人可尤，我中国之自取之也”，或是仍为“老大帝国”，或是“二十世纪将为支那人的世界”，其衡量的标准、在意的评价，又都是“欧美、日本人”的观感与想象。(16)《二十世纪之中国》，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第65～67页。而秦力山也在《支那灭亡论》中说“支那今日尚是欧洲十四五世纪时之世界，与今日欧洲之世界，其文明之程度相隔尚五六百载”。(17)《支那灭亡论》，《国民报》第4期，1901年8月10日。共时性的中国与欧洲存在着历时性五六百年的差距，时空交融的“世界”把现时的不足同时变成进步的空间和方向，忧心所在，即是希望所在。(18)王鸿的文章对于晚清思想界勾连二十世纪的中国设想与十九世纪的欧洲历史的种种表现，揭示和分析甚详(《时间与历史：晚清士人的“二十世纪”意识》，《人文杂志》2019年第8期)。

此时，“世纪”的新含义尚未普遍运用，但此时以百年为期来纵观历史发展的意识，已渐渐兴起，时人所用的名称有“稘”、“期”、“周”、“世”等。(19)王鸿(《时间与历史：晚清士人的“二十世纪”意识》，《人文杂志》2019年第8期)考察“世纪”一词的译介过程，指出晚清传教士群体更倾向于以“周”对应“Century”，来华日本人和留日学生则多从日文翻译以“世纪”对应“Century”。严复的《〈原富〉中西译名表》中，century还是译作“稘”，(20)严复：《〈原富〉中西译名表》，王栻主编：《严复集》(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058页。在《天演论》的按语中，则称这种百年时间单位为“期”，曰“十八期”、“十九期”。(21)严复：《天演论》，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第1345页。直到1902年，《鹭江报》主笔冯葆英论述“新世界之变迁”时说道“十八九周以来，人种之竞争，政治之思想，见诸泰西列史上者，皆新世界变迁之创局也”。(22)冯葆瑛：《新世界之变迁》，《鹭江报》第20册，1902年12月20日。此处的“新世界”并非时人一般所指的美洲新大陆，而是一种充满新意的笼统境域，全文在新的线性时间观照下，热情表达了对西方近百年来变迁创局的向往。1903年的《湖南巡抚赵大中丞劝诫高等学堂肄业生文》则称为“世”。(23)《湖南巡抚赵大中丞劝诫高等学堂肄业生文》，《申报》1903年7月27日，第2版。

时空的结合转换，在中国早已成为习俗。如说两地之间的距离，以里计外，还会说若干天、若干年的路程。如此衔接，将流动的时间加入静止的空间中，也就赋予了空间人事的因素。(24)杨庆堃：《中国近代空间距离之缩短》，《岭南学报》第10卷第1期，1949年12月。如果说这是时空结合的一般情况，那么“世界”与“世纪”这一新的纪年方式的结合，不仅使得前者的时间指向从佛教过去、现在、未来的虚空转变成关乎人类社会的实际，则更在此基础上体现了清季国人向西方求索、求新求变的价值追求：欧美有数的几个强国代表着“世界”，后起的中国需要凭借“世纪”这一维度，阶梯般赶上欧美那个“世界”。

二、 世纪之交的“世界”系列报刊

“世纪”与“世界”关联的一个突出表现是，1900年前后出现大量以“世界”命名的中文报刊。报刊本身就是近代以来从西方传入的新事物，使得国人信息和思想的传播更快、视野更广。“世界”成为报刊命名的时髦词汇，体现其时空双重、虚实两面含义在近代的新发展。

先是，1898年出使在外的张德彝“考伦敦现售各报大小共计一千九百九十九种”，“将各报按名按时详录”，其中就有“世界报”、“左右世界报”、“世界虚浮报”、“世界国报”、“世界突报”、“世界小孩劝善报”、“世界画报”、“世界读书报”、“世界传道报”、“世界火车报”、“世界升平喜音报”、“世界福音年报”等名目，(25)张德彝：《稿本航海述奇汇编》第7册，第78～129页。这些均为中国人对国外报纸名称的翻译，同时翻译成“天下”的亦不少。此一时期日本方面出现《世界之日本报》、《商业世界》、《少年世界报》等，另外还有《少年世界》一书，为十一至十三岁使用的读本，作者为高山林次郎、松林孝纯。

稍后几年，中文报刊以“世界”命名者蔚然成风。(26)这是一个空前但不绝后的现象，近代中国另一次集中出现以“世界”命名的刊物是在二战前后，其时代背景不言而喻。如《教育世界》(1901年，上海)、《世界繁华报》(1901年，上海)、《新世界学报》(1902年，上海)、《翻译世界》(1902年，上海)、《童子世界》(1903年，上海)、《黑暗世界》(1903年，上海，为《国民日报》的附刊)、《科学世界》(1903年，上海)、《花世界》(1903年，上海)、《世界公益报》(1903年，香港，并有附张《世界一噱报》)、《女子世界》(1904年，上海)、《小说世界日报》(1905年，上海，同年改为《小说世界》)、《游戏世界》(1906年，杭州)、《新世界小说社报》(1906年，上海)、《新世界报》(1906年，广东，立宪派创办)、《世界日报》(1906年，旧金山)、《世界画报》(1907年，巴黎)、《小说世界》(1907年，香港)、《卫生世界》(1907年，日本出版)、《医学世界》(1908年，上海，介绍西医)、《新世界画册》(1909年，上海)等。

以上各种包含“世界”的报刊，大多分布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还有海外，透露出中外交往的层次与“世界”话语风行程度的联系。从名称看，又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世界”前置，如“某某世界”的形式，这更多为传统用法的遗留，意为某一领域，其中不无对“新”的标榜；一类是“世界”开头，更多体现近代以来的新用法，表示全球范围，有时则较为虚化和笼统。

分析这些刊物的名称、立意和内容，可以发现不少集中而有意思的信息。1901年5月，罗振玉发起创办专门研究教育法及教学法的《教育世界》，其序例解释名称道：

土积而成山岳，水积而成川流，人才组合而成世界。是世界者，人才之所构成；而人才者，又教育为之化导者也。无人才不成世界，无教育不得人才。方今世界公理不出四语：优胜绌败。今中国处此列雄竞争之世，欲图自存，安得不于教育亟加之意乎？爰取最近之学说书籍，编译成册，颜之曰：教育世界，以饷海内学者。(27)《〈教育世界〉序例》，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0页。

在传统用法的基础上，又添加了所谓“优胜绌败”的“世界公理”新要素。该刊宗旨之一为“载各国良法宏规以资则效”，因此大量翻译日文书刊，介绍日本学制以及教科书。具体内容上，该刊1902年12月第40号刊有译自日人古川花子的《二十世纪之家庭》；1904年2月第69号“丛谈”栏目下有“世界最古之地图”和“世界最古之格言集”；1904年10月第85号“外国学事”栏目下有“世界第一之女子大学”，称“世界各国之女子大学，惟美国为数最多，然言其规模较大者，则不得不首推英国”；11月第87号的“外国学事”栏下则有“世界最大之校舍”；12月第89号的“外国学事”栏下则有“世界最大之小学校”和“世界最大之水族馆”；1905年3月第94号“杂纂”下有“世界树木之王”；1905年10月第110号“杂纂”下有“世界最大之冰块”；1907年6月第150号“杂纂”下有“世界各国言语之势力”，内称“据西人调查，方今世界言语势力，第一中国语，次印度语，次英语，次德语，次西班牙语，次法语。英人则谓，二十世纪内，英语必为世界通用之语”；11月第162号“科学丛谈”栏目下有“世界雨量”。一方面，这些“世界”用法相当成熟，与今日无异；另一方面，放眼世界比较高下、统计多寡，也是今日各种“世界之最”的滥觞。

1902年12月，支那翻译会社编辑的《翻译世界》在上海创刊发行，其第1号的《支那翻译会社设立之趣意》称“本社以养成人民世界的知识为公责，研究一切学理而沟通之，翻译地球各国国文之书”；《本编之内容》则称“以导引中国人民之世界知识为注意”。(28)《支那翻译会社设立之趣意》、《本编之内容》，《翻译世界》第1号，1902年12月1日。其主要内容为翻译日本及欧美的大学教科书，涵盖哲学、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宗教等方面。

1902年，陈黻宸创办《新世界学报》，《叙例》开篇即云：“世界之立，文化之成，榷而论之，大要有二，曰政曰学。学者所以学政也。”作者认为，本来“中国言学尚己”，但在“四千年未有之一大开辟”、全球交通日益密切的情况下，还是应该“通内外之邮，汇古今之全，风驰电激，薄影而飞，鼓自然之动力，借以操纵世宙，俾并出于一途”。即便做不到，也应该“舍我所短，效人所长，与列强诸巨子相驰骋上下于竞争场中”。并就名称解释道：“本报名《新世界学报》，犹言‘新学报’也，取学界中言之新者为主义。‘世界学’连读，‘新’字断，与‘世界’不连读。”(29)《新世界学报叙例》，《新世界学报》第1期，1902年9月。强调“世界学”这一主观设定的概念，同时也是努力的对象，“新”则是动词，代表行动的方向；主旨为“取学界中言之新者为主义”，从而“通内外之邮，汇古今之全”，沟通中外学术，以求立足于“世界”；实质则是按照西方学术的体系重新梳理中国学问。此“世界学”云云，即是中国学术与西洋学术的融合，其方向是向着“世界”走出去，实际的做法则是将西洋学术拉进来。(30)孙青指出，该刊欲按所谓“世界学”，即当时西方日趋制度化的学科分类样式来“通古今中外学术”。“政治学”作为《新世界学报》的常设栏目，此时早已被摘去了“西政”之“西”的帽子。人们期望它同样能为中国本土政治内容提供解释。“政治学”既然被视为普适性的“世界学”之一，一旦面对中西异质文明下不同的政治内容，就必须找到某种统一的模式和范畴来加以处理。参见孙青：《从“西政”到新“世界学”——“西学东渐”与政治学中国本土谱系的初建》，《东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第 2 号，2008年12月。

上海出版、创刊于1903年4月，由爱国学社学生所编的《童子世界》，以青少年为主要对象，希望能培养“童子之自爱爱国之精神”。第8期登载的《论〈童子世界〉之缘起并办法》解释取名道：“中国之病，在乎闭塞；对病发药，在乎交通；交通之道，厥惟报章。于是同人集议倡办斯报，欲以世界之重担，其肩一分，即定名为《童子世界》。”解释为何是日刊则道：“此报定名曰童子世界，宜顺童子之性情，字多而期远，一则盼切甚苦，二则长篇取厌，不如日报之按日而文短，有鼓舞而无厌倦之为得也。”此处恰好将时人呼吁救亡的急切和由此导致的不耐烦心态明白道出。而其第1期刊登的钱瑞香所撰《论童子世界》呼吁在亡国危机下，人人对国家要有责任感，童子为受国民教育者，更与存亡关系重大，“然则二十世纪中国之存亡，实系于吾童子之手矣，则虽谓二十世纪之世界，为吾童子之世界也亦宜”。(31)钱瑞香：《论童子世界》，《童子世界》第1号，1903年4月6日，“论说”。1903年4月10日，第5期则刊出钱氏的《论童子为二十世纪中国之主人翁世界》，与之呼应。这里的“世界”意味着占据主导作用，体现了强烈的进取精神和紧迫感。从第31期起，增加“学说”栏目浅述中西各著名思想家学说、“时局”栏目论述中外重要政事“以为国民当头棒喝”。

1903年8月在上海创刊的《科学世界》声称以“发明科学基础实业，使吾民之知识技能日益增进”为宗旨，以“原理”和“实习”两大类传播数学、天文、物理、化学、地质、机械、土木、化学、电气等新式西方科学知识。其第6期刊出的《现今世界其节省劳力之竞争场乎》，提出“今且由汽机世界一变而为电机世界矣，然而犹未已也”。(32)虞和钦：《现今世界其节省劳力之竞争场乎》，《科学世界》第6期，“论说”。

还有1904年创办的《女子世界》，以引导女子参加政治活动为职志，包括“译林”栏目在内，刊登许多介绍西方女子政治活动的文章。其第一期发刊词开篇即说“二十世纪之中国，有文明之花也”，也就是女国民，并认为“二十世纪之中国亡矣，弱矣。半部分之男子，如眠如醉又如死”，故“今日为中国计，舍振兴女学，提倡女权之外，其何以哉？谓二十世纪中国之世界，女子之世界，亦何不可？”“女子世界出现于二十世纪最初之年，医吾中国庶有瘳焉”。(33)金一：《女子世界发刊词》，《女子世界》第1期，1904年1月17日。同期的《女子世界颂词》则称：

壮健哉，二十世纪之军人世界。沉勇哉，二十世纪之游侠世界。美丽哉，二十世纪之文学美术世界。吾爱今世界，吾尤爱尤惜今二十世纪如花如锦之女子世界。女子世界奚自？自今日子始。二十世纪前之中国，固男子世界也。恶有男子世界，固奴隶世界也。……然则欲再造吾中国，比自改造新世界始，改造新世界，必自改造女子新世界始。(34)初我：《女子世界颂词》，《女子世界》第1期，1904年1月17日。

这里罗列出多重“世界”，与童子世界一样，强调的是主导地位，凸显的是鲜明特征。

这些形形色色的某某世界在此一时期集中出现，铺天盖地卷来，寄托的是跨世纪的人们对中国未来的期许以及在其中的担当。这些刊物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在放眼全球取用知识资源，为“二十世纪之中国”出谋划策。“某某世界”的“世界”，既有取材范围上涵盖全球的名副其实，更有导向上突出某个领域、某类人群的旗帜鲜明。今日为某某世界，眼下之意便是应当如何，或者某群体应当如何。而这种应当的来源，又常常是横向放眼全球的比较和纵向展望“二十世纪”的结果。“世界”与“世纪”的此种结合蔚然成风，其强大的社会效应不容忽视。

三、 面向“世界”和以“世纪”为单位关注未来

从一开始，梁启超笔下的“世纪”，就常常与“世界”相关联。在他开始娴熟运用“世纪”观念之后，“二十世纪世界舞台”就成了他思考富国强兵等关乎国运的重大问题的基本时空范畴。(35)梁启超：《富国强兵》，《梁启超全集》，第380页。“二十世纪世界舞台”在空间是从中国到全球的扩大，在时间上则是清晰提炼出前后相继的线性感。正是在这种线性感的驱动下，“世界”变得灵动起来，被塑造成等级分明、变动不居的图景，促使求新求变的风气在1900年前后十分流行。唐才常从“一切微尘国，现一切相，成一切法”的佛氏之言说到明暗新旧之间的相对性，强调“世界无止境，新世界之心力无止境”，表现出“新世界”的强烈决心与意志。唐氏还认为其微言大义“竖亿劫，横冰海，通星球，世可界而素王之道不可界”，原因即在于其作为“公理”的大同之道，“一国新而一国大同，万国新而万国大同，一世新而一世大同，万世新而万世大同”。(36)唐才常：《觉颠冥斋内言自叙》，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刘泱泱审订：《唐才常集》(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页。这里充分表明“世界”的时间指向，恰恰是在流动的时间中，新旧之别才得以突显。

此类专意求新的思想后来引起孙宝瑄的注意，他直指“谈新旧不论是非，今日浮浪子一大弊也”。让唐氏颇有底气的公理，在孙氏看来恰恰不存在。“夫是非之所在，公理之所在也。无是非，则无公理；既无公理，则此世界成何世界？”他之“痛心于今之世界者”，就是“有势利而无公理也”。(37)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41页。

新旧相形之下，常常是对本国情形的不忍卒言。宋恕提出“周后明前中国之世界不可问矣”，在具体论说宗教问题时又说道“无教者，禽兽之世界也；坚守旧教者，初开之世界也；好从新教者，文明之世界也”。(38)宋恕：《六字课斋津谈》，胡珠生编：《宋恕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50、79页。并在批阅学生习作时说：“神州自秦人师戎翟之法，长夜数千年，成一上下交征利、毫无公理之世界；而泰西政教日新月异，岂但不可与秦后之神州同年语，即持较秦前之神州，亦实远过！”(39)宋恕：《〈论习〉批》，胡珠生编：《宋恕集》，第243页。中西比较之下，似乎高下立判，“世界”以其灵活性，时空转换十分自然，而对“新”的向往自然寓于其中。

在时间维度中展开的“世界”，当然不可能一成不变，而必须与时俱进。(40)金观涛、刘青峰在前引文中提出“万国是静止的，世界是流变的”，颇有所见。1896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宏观描绘“世界”的变迁，以强调古今之异和变革的必要，曰：“有生以来，万物递嬗，自大草大木大鸟大兽之世界，以变为人类之世界，自石刀、铜刀、铁刀之世界，而变为今日之世界。”(41)梁启超：《变法通议·论译书》，《梁启超全集》，第49页。同年，李鸿章历聘欧美时，陪同的驻英公使罗丰禄受托在英国电报总局答谢致词时也说“我辈今在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之世界，互相争竞之至理，极急而不可解”，呈现的则是更为具体的情境下紧张感更强的流变之“世界”。有流变，便无法固定，自然生出新旧之别。在苏格兰山馆与英人集会时，罗氏代作答词，他“揆形度势”比较中英两国，亦隐然将“新世界”归于英国，而将“旧朝廷”归诸自己。(42)蔡尔康等撰，张英宇点，张玄浩校：《李鸿章历聘欧美记》，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123、136页。

对西方所代表的“新世界”的热心追逐，常常伴随着对古老故国的遗弃，这当中蕴含着一种思维深处的转变。中国人作文有着下学上达的传统，论述具体事情的时候，往往喜欢引申到一些比较宏观高远的主题，形成整体与具体的照应，增强说服力。近代以前多尊古，援引先王先贤之言或者说古来如何，为壮大声势树立依据。这种习惯到19世纪末依然存在，但近代急剧变迁的中外形势，逐渐使得古圣先贤的言论不再权威，当下的局势尤其是外国的现实才是中国思想和行动的依据。吕碧城宣称“无论古圣大贤之所说，苟其不合乎公理，不洽乎人情，吾不敢屈从之”。(43)吕碧城：《敬告中国女同胞》，吕碧城著，李保民笺注：《吕碧城诗文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34页。

更进一步，“今之世界”逐渐成为论说各种问题的开篇语、总结语或总题眼，大有蓬勃之势，涉及军事、经济、教育、政治各方面。早在1890年，黄遵宪致函蔡毅若说道：“西人以上古为金银世界，近今为铁世界，盖以万物万事，无一不需此也”，(44)黄遵宪撰，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编校整理：《黄遵宪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48页。一方面在时间的维度中展开了“世界”，一方面点出了此前已经出现、此后愈来愈盛的“某某世界”的内在含义，即以某某事物为最重要、最不可缺少，乃至成为主导。1898年，谭嗣同“今日之世界，铁路之世界也”的表述，大体相类。(45)谭嗣同：《论湘粤铁路之益》，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22页。甚至奏折中都出现了此种用法，如2月19日恭亲王奕等在奏折中称“今则制造枪炮，考校准头，精益求精，西人谓之药弹世界，弧矢诚不足以威天下”，(46)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519页。湖北学政王同愈也说“诚以今日之天下，西人所谓药弹世界，不得不藉以图存”，(47)《续录湖北王宗师遵旨敬陈管见变通武科举折》，《申报》1898年9月6日，第2页。既有西人的影响，又有“天下”的余波。

此势与时俱进，长盛不衰。1902年，蔡锷称：“各国之政治家、新闻家以及稍具知识之士，莫不曰：今之世界，武装平和之时代也。”(48)蔡锷：《军国民篇》(1902年)，毛注青、李鳌、陈新宪编：《蔡锷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4页。显示此论的外国背景以及“世界”的时间性。同年，上海格致书院的课题中有“论说十九周为汽机世界，二十周为电气世界说”，(49)《上海格致书院二月分课题》，《申报》1902年3月11日，第3页。1903年梁启超则宣称“二十世纪之世界，商战世界也”。(50)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梁启超全集》，第1177页。1904年，吕碧城论说“教育为立国之本”时便是按照“今日之世界，竞争之世界也”，中国竞争不胜在于愚弱，愚弱在于缺乏教育的基本逻辑展开。(51)吕碧城： 《教育为立国之本》，吕碧城著，李保民笺注：《吕碧城诗文笺注》，第143页。如何之“世界”的格式化表述成为论述具体问题的大前提。1906年2月28日，孙宝瑄比较俾士麦“今日之世界，黑铁与赤血主持之也”和夏穗卿“今日之世界，黄金与白刃主持之也”，提出自己“今日之世界，黄金与黑铁主持之也”的论断。(52)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下)，第839页。以上可见此种论说的风行，渐渐成为一种格式化的论述方式，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异，处处可用。

白话中也有类似表现。5月，《海城白话演说报》的发刊词以“今日是什么世界，中国是什么时势”开篇。第一期便刊登有题为“今日是什么世界”的文章，最后“归总一句话，这就叫作死活争竞的世界”。(53)《今日是什么世界》，《海城白话演说报》第1册，1906年。6月，有人在《第一晋话报》上撰文说“现今的世界成了一个战商的世界，这句话我知道也很有几年了”。(54)副墨子：《商战两字里面的意思》，《第一晋话报》第3期，1906年6月。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所显示“世纪”与“世界”时间性之突显，大多是面向未来。总体来看，古代中国的“天下”观念虽然可以至大无外，但总体上还是指向华夏本体。唯其如此，近代以来的越来越具有强劲存在感的西洋就无法为过去的“天下”所包含，取而代之的是“世界”这一旧而新、虚而实的词语。但“天下”观念依然有其强大的惯性，不可能遽去，于是“天下”和“世界”之间不一定非常确切但总体十分明显的分工渐渐形成：追溯过去、单论中国常用“天下”，展望未来、放眼全球常用“世界”，过去与未来的时间维度和中国与全球的空间维度就此紧密连接。

而过去与未来取向之不同，在孙宝瑄看来正是“中西学问之分界”，所谓“中人多治已往之学，西人多治未来之学。曷谓已往之学？考古是也。曷谓未来之学？经世格物是也”。这一感慨是他在读完严译《天演论》的时候发出的，孰轻孰重、孰优孰劣不言而喻。果然，不久之后，他便提出“世运不日进则日退。西人日进，故多是今而非古；中人日退，故多尊古而卑今”。(55)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第156、213页。一旦面向未来，经世格物的方向就不能不发生变化。实际上，“世界”和“世纪”取向的重全球、重未来的根本出发点还是对当下中国命运的高度关切。只有在未来的视角下，当下不甚如人意的中国才能在竞争激烈的“世界”中找到一个鼓舞人心的安放点。发表于《外交报》第一期的《审势篇》即以“世运大进，竞趋文明，列强之兴，惟顺其轨，今明诏亦云取外国之长矣” 为中国“匪独可存，且将盛大”的理由。(56)《审势篇》，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104页。梁启超则在主旨鲜明的《说希望》一文中说道：

天下之境有二，一曰现在，一曰未来。现在之境狭而有限，而未来之境广而无穷。英儒颉德之言曰：“进化之义专在造出未来，其过去及现在，不过一过渡之方便法门耳。故现在者非为现在而存，实为未来而存。是以高等生物皆能为未来而多所贡献，代未来而多负责任。其勤劳于为未来者，优胜者也；怠逸于为未来者，劣败者也。”(57)梁启超：《说希望》，《梁启超全集》，第1089页。

或许可以说，面对当时几乎全方位的我不如人，不太可能数年间、数十年间发生根本性的重大变化；放眼人类发展的漫长历史，一百年便能脱胎换骨可以给人许多振奋，“世纪”这一本身就带有西方色彩和新的成分的时间单位对于时人来说不长不短恰到好处。如此，时空含义正在转变中的“世界”在世纪之交遇上了“世纪”，加速了转变的完成，丰富了内涵，扩大了影响。在“进化”的感召下，两者携手面向未来，为古老的中国带来了颇为外在的那个“世界”的压力与希望，使得从章学诚到晚清公羊家注重今时、强调致用塑造起来的单向不可逆的线性时间观在更广阔的“世界”视野下得到强化。尽管有张之洞希望以六经沟通古今，塑造有别于线性时间观的“时间共同体”，从文教角度构建国族共同体的努力，(58)陆胤：《张之洞与近代国族“时空共同体”——从〈劝学篇〉到癸卯学制》,《开放时代》2017年第5期。终究抵挡不住“世纪”与“世界”互相强化出来的以实力为主导的时空观。(59)正如王鸿所指出的，“世纪”观念体现的时间与历史的关系，与其说是自然生长的，不如说是人为嫁接的，王汎森也曾精辟指出，中国被“未来”绑架了。相关论述参见王鸿：《时间与历史：晚清士人的“二十世纪”意识》，《人文杂志》2019年第8期。1900年前后，中国人更加主动而坚定地走向“世界”，面向新的“世纪”，固有的天下体系乃至文化传统也就渐行渐远。

文章来源：新世纪水泥导报 网址: http://xsjsndb.400nongye.com/lunwen/itemid-6352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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